老辈人说，俺们是从山东喜鹊窝搬来的。记住那个地方，有朝一日，望祖归宗。

打我记事儿起，这句话就长在耳朵里：我们是从山东喜鹊窝搬来的。哪一年搬的，老辈人说不上来；走的是哪条路，也说不清了；只说祖上挑着担子、背着娃，一路往南，到了这湖边就落了脚。族谱上没有这一笔，县志里也翻不着这一页——历史不可考，可这句话一辈一辈传下来，传得比族谱还结实。

在苏皖交界的天井湖、洪泽湖边上，这样的说法不止我们一家。问起来，十个村里有七八个说：俺们祖上也是从山东喜鹊窝来的。谁也拿不出凭据，可谁都记得这句话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句话不是史书上的记载，是一个地方的人对“我从哪里来”的集体记忆——它未必字字是真的，但它一定是真的。

湖乡六姓的旧事，老辈人讲得最多的，除了南迁，还有一桩：上塘的贡米。

清朝乾隆年间，朝廷派大臣到南京评选贡品。泗州这边送去的，是上塘集的青杆粘子稻。评比那天，别处的米颜色鲜亮，上塘的米是青玉色，看着不起眼，险些被评到第二。送米的秀才当场争了一句：米是吃的，不是看的，煮一锅粥来比。一锅粥滚开，满屋子香；粥面上结一层薄皮，挑去一层，转眼又结一层，连挑七层，底下还有一层。就这么着，上塘的青杆粘子米被选作贡米，岁岁纳贡。

从那时起，湖乡人说起这件事，末了总要添一句：贡篓里头打头的，是娄家的米。上塘集西北角有一口龙井，井水浇出来的那几十亩地，才长得出正经的青杆粘子；那几十亩，历年是娄姓人家在种。同样的稻种，挪到别处，长出来的米就变了色。这话是口传，没法子考，可湖乡人信，娄家人更信——他们守着那几十亩田，像守着一件不能碰的祖物。

这一段细处，留到书末的尾声里再说。

二〇一六年，我带着家人去山东旅游，走了曲阜、泰山、青岛。车行在路上，我总往树上看：山东的杨树、槐树、老榆树上，喜鹊窝一个挨一个，黑乎乎地垒在枝杈上，风一吹，稳稳地不动。母亲坐在后座，看着窗外说了一句：你看，喜鹊窝——咱老家就叫这名儿。父亲接了一句：苏皖交界天井湖、洪泽湖周边的人，大都是从山东喜鹊窝搬过去的。

那一路，这句话在我心里翻来覆去。回来以后，我开始查史料、翻方志、跑湖畔的村子，找族谱、听口传、录老人讲的故事——明初的招垦、路引、黄册，泗州的水患与沉城，天井湖的银鱼与庙会，猪生象、落阳城、垂缰井的传说，一样一样攒起来。攒了几年，才有了这部小说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：这是一部小说，不是族谱，也不是地方志。史实处我尽力依史——招垦、入籍、水患、贡银鱼，都有出处；传说处我依着传说的样子写——猪生象、落阳城、锁水母，保持口传的口气，不去解释。

至于我们这一支到底哪年哪月离开的喜鹊窝，我不敢替祖宗编一个确切的年月，只能把那份“说不清”也写进书里：一个家族的记忆，本来就是一半靠史，一半靠嘴。

书里六姓，多有虚构；湖乡的日月，却都是真的。


   作者自述（补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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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洪民--2026年10月 于如皋 

封面·喜鹊窝南渡泗州.jpg